菲律宾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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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5 19:59

  (责编:王璐(实习生)、黄子娟)

粗粗算起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我有近六年的时间是处于“群众专政”的状态中。

这一亲身经历告诉我,在“文革”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中,“群众专政”应该是最坏者之一。

因为它是群众组织以“革命”的名义对任何无辜者随心所欲施暴的手段。 作为一种“集体暴行”,它又比较容易在“法不责众”的思维定式下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危害极大。   延伸阅读: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15辑,原标题为文革中群众专政亲历记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路线的指引下,一个又一个的群众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这些组织个个打着革命的旗号,创造了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联、打、砸、抢、抓、抄、戴高帽挂牌游街、各种花样百出的批斗会、低头弯腰喷汽式,林林总总,洒洒扬扬,形成了旷世的大观。 真有必要编一部《文革词典》,将这些创新的杰作收进去,为后人研究文革史提供一部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否则,后世人面对这些东西,会如坠五里雾中的。   在文革中,不知哪个群众组织首先创造出了群众专政这个名堂,为一些所谓群众组织的一系列违法活动提供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所谓群众专政,就是群众组织可以将任何人以一个捏造的罪名抓起来,关入私设的监狱,滥施刑罚,审讯定罪。

在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群众专政过,这恐怕是永远搞不清的历史悬案了。 与群众专政相联系的还有个群众扭送,就是由群众组织将一个他们认定的专政对象送到公安局或卫戍区这些国家设立的治安执法部门,这些部门也对人犯予以接收,实际上是双方商定好的一种变相逮捕。 这样做,即使以后专政机关查不出这些人有什么罪行,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就是上级追究下来,只要将责任推给扭送的群众组织,也就可以搪塞过去了。 例如,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傅崇兰就是以群众扭送的方式被送到北京卫戍区的。 可事后查明,他根本就没有犯下应该逮捕入狱的罪行,于是在蹲了近八年的监狱之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无罪释放。

  我在文革中曾三次被群众专政,对这个新生事物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共有三派群众组织:红卫兵联队(简称联队)、红卫兵总队(简称总队)和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

我属于大批部。 文革开始不久,联队占上风。 因为该组织与王力、关锋有联系,所以在1967年8月随着王力、关锋的垮台而垮台。

此后大批部占上风。

1968年2月,戚本禹垮台,大批部因为与戚本禹有联系(这种联系我在《我所知道的戚本禹》一文中已经作了较详细的记述)也随之垮台。 总队占了上风。 这时傅崇兰已被扭送至北京卫戍区,我们这些大批部的头头也就成了总队批斗惩罚的对象。

为了逃避惩罚,我们几个头头不敢回自己的单位,就在外面流浪了几天。 后来,我们觉得老在外面流浪不是办法,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自动回到各自的单位。 这时候,总队自以为大获全胜,就开始清算我们这一派,主要是我们这些头头的罪行。

我被隔离在位于沙滩的法学所,在一个房间中被监禁起来,不断交代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被群众专政。   这期间,我多次在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上接受批斗。 还有一次,总队在教育部礼堂(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郑王府)召开全学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大会,批斗我们这一派的头头。

我与近代史所的张德信、张海鹏、曹振中及语言所的蔡富有等都上台亮相接受批斗。 送给张海鹏和我的头衔是戚(本禹)二班坏头头、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黑笔杆子。 我们站在台上,脱帽、低头、弯腰,倾听发言人声讨我们的所谓罪行。

我在被批斗、交代中度过了约一个月的日子。 说实在话,开始时在众目睽睽下接受批斗,还真有点难为情,但时间长了,脸皮厚了,也就无所谓了。 在此期间,对我们一派组织的那些所谓罪行,如我们文革小组、革筹小组的活动,特别是与戚本禹的联系,我基本上都做了比较真实的交代。 在我们垮台前的应变中,我们曾让王玉欣在他妻子工作的北医三院隐藏了一批尹达的材料,这时我也让王交了出来。

  1968年3月,文革中的又一件影响巨大的事情发生了:党中央宣布揪出军内反党集团的成员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余立金(时任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 一时间,打倒杨、余、傅的标语贴满了全国各地,社会上凡是与他们联系比较紧密的群众组织也都成为被怀疑和揭发的对象。

我们一派群众怀疑总队可能与杨、余、傅有些联系,于是乘机再起,重新拉起队伍,与总队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

处于隔离状态中的我发现总队对我的监管有所放松,我们一派的人就示意我赶快自我解放,站出来重新与总队继续斗争。 我于是未经总队批准,自己从法学所的隔离地跑回历史所。 然后,我贴出一张大字报,宣布自我解放、戴罪立功。 这样,我就自己结束了这一次群众专政。

说实话,这次一个多月的群众专政,对立面对我还比较客气,没有打骂逼供,只是限制我的自由,不准离开监禁地。 (责任编辑:张淑燕)相关新闻相关专题。